浅谈如何使用好地方课程教材——

 


                  浅谈如何使用好地方课程教材


               ——《我们的固原我的家》(小学版)


 


                                赵炳庭


 


    新的一套乡土教材《我们的固原我的家》(小学版)在市委市政府的关心下,在众多文化教育工作者的辛勤努力下,终于与大家见面了。这套教材的出版,对学生了解家乡、认识家乡,增强爱国爱乡情感、提高文化素养和推动“文化固原”发展战略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为了使这套教材实现教学效益的最大化,我们作为一线的教师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灵活处理教材,努力应运多种教学策略创造性的理解和使用教材。下面谈谈如何使用好乡土教材的几点看法,如有不妥之处,望方家指正。


 一、充分认识挖掘地方教育资源编辑地方教材的重要意义


(一)时代的呼唤


在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当今时代,加快中小学课程的改进和建设,是一项十分重要并亟待加强的工作。因此,深入研究中小学学生身心成长特点和接受能力,充分利用和整合当地各种教育资源,构建适应新时期发展需要的中小学课程体系,符合当今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新要求。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20011月颁布了《关于适应新形势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小学德育工作的意见》中就已明确指出:“中小学都要有自己特色的进行爱家乡、爱祖国教育的基地和乡土教材。”坚持贴近生活、贴近社会、贴近未成年人的教育原则,开发符合小学生年龄特点的乡土课程资源,让学生了解家乡的基本情况,感受家乡的发展变化,增强自豪感,是向学生进行爱家乡、爱祖国教育的有效途径。


(二)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要求


充分开发并利用本地课程资源,也是新一轮课程改革对地方和学校提出的新要求。《国务院关于基础课程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在保证实施国家课程的基础上,鼓励地方开发适应本地的地方课程。学校可开发或选用适合本校特点的课程。”可见,开发符合学生年龄特点的乡土课程资源,既是落实课程改革中提出的“增强课程对地方、学校及学生适应性”的探索与实践,又是增强德育工作针对性和实践性的重要举措。


(三)乡土教育资源的独特优势


“本土教育资源是学校课程教育最肥沃的土壤,这是一条不变的真理。”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因而育好一方人就要用好一方土。说实在的,孩子们生在固原,但未必都了解固原,乡土教材可以培养小学生爱家乡、知家乡、建家乡的美好情感。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对于身边的事物有着特殊的亲切感。学生对自己家乡及所居住的社区特别亲近,更有深入了解周围事物的强烈愿望。家乡的山川地貌、历史名人、淳朴风情、经济腾飞能让学生津津乐道,倍感自豪;环境卫生、社会文明等方面的不和谐之音也会让学生倍加关注。充分挖掘学生身边的乡土课程资源,有利于增强学校教育的实效性。


另外,现在的青少年有一种整体倾向:因家乡贫困就逃离家乡,对家乡有认识上的陌生感、情感上与心理上的疏离感。这就是失根,会最终导致一代人民族文化的缺失。因此我们编写一套地方教材,旨在想让这些孩子的行囊中多一样东西:对家乡的记忆和理解。无论他们今后走向哪里,他们是有根的人。


鉴于此,我们编写的《我们的固原我们的家》系小学版学生用书,教材从小学生的年龄特征出发,严格遵循开放性、互动性和本土性原则,将固原地区的历史变迁、自然风光、人文景观、民间艺术等,通过浅显生动的故事陈述、图文并茂的表现形式充分展示给小学生,让学生了解家乡固原市的基本概况,亲近家乡固原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培养学生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思想感情,进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同时,帮助在丰富对家乡的热爱情怀的同时,增长社会沟通能力,养成积极的生活态度,发展探究问题的初步能力。


 二、如何使用好地方教材


(一)挖掘本地教育资源,让学生了解固原


 固原市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地方,丰富多彩的历史遗存和繁花似锦的现代文化是固原重要的资源禀赋和后发优势,这里是中原文化、草原文化和西域文化的交汇地,曾经百官云集、农商发达,许多重大事件彪炳史册,许多历史人物辉煌千古,历代文人墨客在这里留下了丰厚的文化资源。雄踞境内的六盘山久经历史风云,见证了从秦皇汉武到唐宗宋祖、从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到一代伟人毛泽东的历史,因毛泽东《清平乐·六盘山》令人瞩目,成为固原最靓丽的名片。由于自然条件的制约,这里曾“苦甲天下”,然而固原人民以不屈的生命意志与恶劣的自然环境作顽强斗争。


改革开放以来,虽说固原经济社会有了飞速发展和深刻变化,但从实际情况看,固原存在着土地瘠薄、水土流失的现状;存在着转变农业产业结构、退根还林还草的问题;存在着城镇化水平低、农业基础薄弱、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乏力、企业整体素质不高;存在着投资环境欠佳、十年九旱、水资源十分短缺等问题。这就要我们一线教师借助新编地方教材教育学生了解市情、认识差距、学好知识、走出大山、改变命运。 因此,我们开发的教材力求突出“热爱家乡”的主题,并围绕这一主题思想,我们将教材定名为《我们的固原我的家》,结合可利用的地方课程资源,从五个章节进行编写,依次是《固原,我们的家》《风景这里独秀》《家乡特产》《自然灾害频繁》《民俗风情》《我们崇敬的人》。为增强可读性,文本教材语言力求简洁明快,通俗易懂,贴近学生。


(二)采用丰富多彩的课堂教学形式,灵活运用乡土教材


如何用好乡土教材《我们的固原我的家》是值得探讨的关键问题。建议各学校应开好课程、开足课时,应在教育教学计划中体现乡土教材教学的内容。小学五年级,每周安排一课时乡土教材教学(每篇阅读课文为一课时),并在语文科原有课时中安排,尽量不增加语文教师的负担。 语文科是乡土教材教学的主体,部分课文还可由学校统一安排相关人员组织专题教学。思想教育意义较强的课文可安排在班会课或团队活动中进行,譬如第六单元《我们崇敬的人》;有的课文可安排在音乐课中进行,譬如第五单元第二课《 花儿唱响六盘山》;有的可放在第二课堂中进行,譬如第五单元第三课《多彩的民间艺术》、第四课《家乡特色饮食》;有的可安排在体育课中进行,譬如第五单元第五课《有趣的游戏活动》;有的课可专门用于指导综合实践活动;有的课不单列,与现有的思品与社会、班队课统筹调剂使用。如综合实践活动需要,可以将课时集中使用。教学中要注意采用生动活泼的形式,以充分激发学生的兴趣;不要上成一般意义上的语文课,不要增加学生的学习负担。阅读课文与课外自读课文可根据实际灵活调整。学生已普遍了解的内容,阅读课文可转成课外自读课文;学生特别感兴趣的课文、学习题材与所在地乡情风土有特殊联系的课文、思想教育方面特别有针对性的课文,也可转成阅读课文。


三、延伸教材,开展“我爱固原”主题实践活动


 为了使学生热爱家乡、立志建设家乡的情感得到升华,真正落实课程资源开发与运用的目标,我们可让学生在学习教材的基础上走出课堂,开展“走进固原,爱我固原”主题实践活动。


学生可在任课老师或班主任的指导下,游览风景名胜、参观工厂和社区;采访社会名人、调查市民生活和城市环境;参加植树造林、做一天小交警、慰问敬老院,等等。 通过学习地方课程《我们的固原我的家》,学生在了解家乡、丰富知识的过程中,能够体验到家乡的美好,增强自豪感,培养热爱家乡、立志建设家乡的思想情感。同时,在亲近家乡固原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中,丰富对生活的热爱情怀,增长社会沟通能力,发展探究问题的初步能力。


四、提高教师的科研水平


开发与运用乡土课程资源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背景下的新挑战,实验教师在新教材教学过程中,要积极学习新课程理念,不断探索交流,不断总结、反思,获得宝贵的课程开发经验,提高教育科研能力。各校应加强对乡土教材教学的全程管理,应经常开展乡土教材教学的研讨,组织公开课、示范课,提高乡土教材教学的水平;积极组织学生开展相关专题的实践探究活动,开展乡土知识竞赛、热爱家乡征文比赛等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重视教学经验的总结、交流。


通过本次培训, 为我市全面开设地方课程积累宝贵经验,培养一大批地方课程的骨干教师。


 

都市的风俗画,洋场的畸形儿

 


 


都市的风俗画,洋场的畸形儿


——谈张爱玲的小说创作


 


赵炳庭


 



 


张爱玲一九四二年到上海,一九五二年离开上海去香港。在这短暂的十年文学生涯中,她以自己的天赋与生活的感受,创作出了独具特色的作品,使三十年代发展起来的心理分析小说得以巩固,为四十年代的文坛增添了一束奇葩。


三十年代,以刘呐鸥、施蛰存、穆时英等为主要作家的新感觉派,构成了独立的小说流派,并把小说创作领域的现代主义方法向前推进了一步。


新感觉派小说创作主要侧重于人物的心理分析,故称心理分析小说。这个流派的特点主要在于:第一、表现半封建半殖民地病态社会的病态生活;第二、主观感觉印象的刻意求新;第三、建立了心理分析小说。[1]但是,这个流派的三个主要作家都随着三十年代的结束,相继在文坛消失。张爱玲就在这时以其〈〈倾城之恋〉〉而声名大震,紧接着〈〈金锁记〉〉、〈〈茉莉香片〉〉、〈〈沉香屑——第一炉香〉〉、〈〈琉璃瓦〉〉、〈〈留情〉〉等作品陆续问世,描绘了大都市黑暗、腐朽的现实,塑造了一些变态人物形象,形成了她独特的创作风格。


张爱玲的小说创作,无论表现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个病态社会的病态人物,还是注重主观印象对人物进行细致的心理分析,都是继新感觉派而来,并有进一步的改进、创新和发展,为我国现代文学画廊增添了一幅独具一格的珍品。


 



 


纵观张爱玲的小说,确是一幅半封建社会大都市生活的风俗画。这幅风俗画不是以描摹风月山水来体现,而是通过对这个社会中人物内心的刻画,特别是变态心理的刻画,对行将灭亡的社会予以展示。


几千年以来,封建的等级观念、伦理道德,紧紧地束缚着劳动人民的手脚,维护着统治阶级的利益。当社会发展到半封建半殖民地时,这种思想更变本加厉。〈〈金锁记〉〉的主人公曹七巧卑贱的出身早就决定了在姜公馆低下的地位,虽竭力挣扎,但终究无法摆脱悲剧的命运。“法律呀,今天改,明天改,我这天理人情,三纲五常,可是改不了!”这是〈〈倾城之恋〉〉中三爷对妹妹流苏说的。只听这句话,似乎天理人情,三纲五常之类是千载不变的“天平”,其实质又是什么呢?硫苏当初“哭哭啼啼回家来,闹着要离婚”,兄长怜其“给他打成那个样子”,帮着办了离婚,可七八年后,男的病死,需“戴孝主丧”,又“你生是人家的人,死是人家的鬼,树高千丈,落叶归根”,这置妹妹的一生于不顾,难道就是天理人情吗?这亲兄妹之间,当初帮着离婚,后又逼着主丧,原因在哪里呢?四奶奶的话更为刻薄,“她一嫁到婆家,丈夫就变成了败家子。回到娘家来,娘家就要败光了——天生的扫帚星!”这是在一个小小的家庭中,对生活琐事的争论,可几千年传下来的天理、人情、伦理、道德,在这里表现得极为透彻。流苏最后屈服于范柳原,与之结合,并非“纯粹为范柳原的风仪与魅力所征服”,“内中还搀杂着家庭的压力——最痛苦的成分。”〈〈沉香屑——第一炉香〉〉中,太太在侄女薇龙刚报过名后,即问“葛豫琨死了吗?”“有一天葛豫琨寿终正寝,我乖乖地拿出钱来替他买棺材。他活着一天,别想我借他一个钱!”这是富有的太太对亲兄弟的回报。太太后来正言教导侄女,“一个女人顶重要的是名誉。我所谓的名誉和道学家所谓的名誉,又有些区别。现在脑筋新一些的人,倒是不那么讲究贞洁了。小姐家在外面应酬应酬,总免不了有人说两句闲话的。这一类的闲话,说的人越多,越热闹,你的名誉就只有更高。”这对“名誉”的论述可谓“精辟”了。这就是他们长辈与晚辈、兄弟与姐妹之间的关系,就是封建伦理道德的精髓之所在。


封建社会的积淀愈来愈浓,而半殖民地的社会现实又把资本主义社会的污泥浊水蓄积了起来。金钱,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主宰一切的法宝。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在黑暗的大都市,很快金钱至上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倾城之恋》中的三爷,先帮流苏离婚,后又逼其“落叶归根”,不难看出造成这种事实的根源在于金钱。流苏与范柳原接触,曾激起了众人的无端非议,而决定去香港时,大家的态度马上转变,“只怕当真嫁到香港的阔人,衣锦荣归”。范柳原凭借金钱,长时玩着“谈恋爱”的游戏。曹七巧,多少年来“带着黄金的枷锁”,“可是连金子的边都啃不到”。分家是一个转折点,她有了金钱、财物,但是,“三十年来她带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季泽靠着祖上积攒的金钱,出入于烟花柳巷之中,濒临倾家荡产,还忘不了教侄子一起逛窑子……。如果说资本主义社会的金钱至上可以使有钱的男子为所欲为,玩弄女性的话,那么,有钱女子也可以肆意纵欲,寻欢作乐。富翁遗孀太太,“她做小姐的时候,独排众议,依然嫁了个年逾耳顺的富翁,专侯他死”,自己凭着雄厚的资本,虽“算起来也是年逾半百的人了”,但“她永远不能填满她心理的饥荒”。为了达到自己淫逸放荡的目的,使尽伎俩。对侄女也重金收买,使其为自己作幌子,“吸引一般青年人”。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引用莎士比亚的《亚典的泰门》中的一段独白来说明金钱的作用:“金子!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这东西,只这一点点儿,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张爱玲正是着力表现这些。


张爱玲笔下出现了一系列变态人物,这并非生理上的精神病,而是特定社会现实的产物,“病根”就在于黑暗社会。曹七巧由于兄长贪财,把她买给了姜公馆,名为二奶奶,实为侍侯卧床二爷的佣女。七巧却争强好胜,想争得“二奶奶”的地位,并偷偷练 恋着季泽。当然金钱、地位、爱情都无法得到。直至分家,她有了自己的财产,成了一家之主,进一步认识到了金钱的重要占有欲越来越强烈。赶走季泽,牺牲儿女的爱情与婚姻,这些似乎不近情理,仿佛神经病患者所为,但究其根源,在于她对金钱的贪得无厌。前期受屈辱,地位低下,她把原因归结在金钱上。后来得到了金钱,她便竭力保护,并更进一步地占有,把儿女也当作自己的私有物,绝不容外人侵占。在女儿恋爱儿子结婚后,她发觉是别人从自己手中抢夺,她无意识中再了阻女儿的婚事,离间儿子与媳妇的关系,出现了整夜留儿子并逗其说出与媳妇的私房话。这包含着对“物”的占有和对异性的占有。社会决定了人生,而人生又代代相传,互相影响。聂传庆无论如何摆脱不了父母留给自己的悲苦命运,这使她忧伤,逼得她发生了变态。后来她明白了“那无名的磨人的忧郁,……那就是爱——二十多年前的,绝望的爱。”到言朱丹追问她时,她终于吐出了真情,“告诉你,我要你死!有了你,就没有我。有了我,就没有你,懂不懂?”她暴怒了。这似乎有点唐突,不可思议,可 正是这种毫无顾及的发泄,才真正暴露了他真实的思想。四岁就没了母亲,二十年来一直受虐待,其原因在于母亲生前一直没爱过父亲,如今知道了言子夜,了 解到了母亲曾与言子夜有过恋爱,他设想,当初如果言子夜能与母亲结婚,就不会有后母的虐待、歧视,那样他就是言朱丹所处的位置。无形中,他把言朱丹视为造成自己处境的根源,作为自己报复的对象。这是病态,但并非根本的“病”,而是由社会环境、旧器家庭压力步步相逼,所出现的常态性的变态。


文学作品是对现实的不同形式的反映。反映现实的深刻程度取决于作家的生活历程及认识程度。张爱玲的小说中,处处可见作家自身的影子。她把自己阅历、观察、认识的结果倾注站到主人公的身上,以主人公那貌似微波粼粼的生活,显示洪涛大浪的社会。


张爱玲的小说,以描写家庭生活见长,而在这些家庭中,多是夫妻不和。《金锁记》中,七巧只是服侍二爷的一个“仆人”,根本谈不上感情。《留情》中郭凤对她舅母曾表白心迹,“对于她(丈夫),根本也没什么感情”,“我是,全为了生活”。《倾城之恋》中,四奶奶开始以离婚训戒流苏,可后来,“四奶奶决定和四爷爷进行离婚”。范柳原在经历战争,经济受到损失之后,与流苏结了婚,然而,“他把他的俏皮话省下来说给旁的女人听”,“流苏还是有点怅惘”。《茉莉香片》中,冯碧落至死也没爱过聂介臣,以至于传庆受 父亲和后母的虐待。《琉璃瓦》中,静静受父命嫁给了印刷所大股东的儿子 熊启奎,最后回娘家对重病的父亲哭诉自己的不幸。出现这些不幸的家庭,难道是偶然的吗!张爱玲出自一个官宦世家,但至父亲一辈,已大大衰落。父亲吸鸦片,嫖妓女,恶习深,性情坏,夫妻不和愈演愈烈,终于离婚。不久,父亲有娶了后母。后来,张爱玲因反抗专制的父亲和后母的虐待,曾逃离家庭。孩童时的心灵重创,成人后对生活的观察与认识,使她笔下出现了曹七巧、太太、流苏、聂传庆等形象。诚然,这些都是无足轻重的小人物,围绕着他们所发生的都是一些家庭琐事,可作者正是通过这些家庭“细浪”来反映社会“大潮”。张爱玲在笔端纸上,无不表示对现实的忧思,“她坐了起来,双手托着头,感到了难堪的落寞”。这难道仅仅是作品中人物世肪对“他所怀念着的古中国”的叹息吗?如果说鲁迅先生以他那犀利的笔锋,塑造了狂人、祥林嫂等形象,抨击封建礼教的本质,张爱玲则借曹七巧、聂传庆、太太等,撕破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面纱,使黑暗的社会大暴光,让人们认识其真实盲目。


 



 


张爱玲笔下 的人物形象系列,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洋场这个特定环境下的产物,是来自作者对洋场生活的全面观察和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审美认识,来自作者高超的人物描写技巧。


注重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文学是人学,也可以说,文学是心灵学,文学写人主要是表现人的心灵,只有写好人的心灵,才在本质意义上写好人。张爱玲的小说大部分是心理小说,因此,在人物形象塑造和性格刻画上,着力于探究“一个人内心的曲折”,力求从人物心灵这个无限广袤、无限深邃的领域进行灵魂的探险,追求人物性格的复杂性,描写病态社会中人的变态心理。她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之所以具有审美价值,当然跟她所揭示的社会历史内容有关,但更重要的却是因为她以审美的形态展示了人物的内心世界,使读者与人物的心理共鸣中产生心理对位效应。《金锁记》中曹七巧身上体现了人的多元本质,在她的性格中时而表现为人性,时而表现为兽性;时而圣洁,时而卑劣;时而粗俗,时而文雅,构成了有机的心理系统。我们知道人的心理必须保持相对的平衡,才能维持正常的活动。七巧的黄金梦得以实现,仍不能慰藉她内心的苦闷。黄金毕竟不是爱情的替代物。她爱着季泽,而季泽碍于复杂的家庭关系,有意躲着她,这无疑使她陷入痛苦而不能自拔,因此,发生了心理上的变态,她的灵魂已破碎,精神已分裂,严酷的现实严重地损伤了她的人格,将她的心理推向失重的境地,最后使她带者心灵的创伤离开了人世。


擅长捕捉人物的瞬间感觉,通过人物对话或暗示性的语言,把人物的性格活脱脱地表现出来。《留情》中写到太太跟敦凤谈戏时的一节对话:


先生探身拿报纸,老太太递了过来,因搭讪道:“你们近来看了什么戏没有?有个‘浮生六记’,我孙女儿她们看了都说好,说里头有老法结婚,有趣的很。”敦凤摇头道:“我看过了,一点也不象!我们从前结婚哪里有这样的?”老太太道:“各出风俗不同。”敦凤道:“总也不能相差太多!”老太太偷眼看先生,先生象很无聊,拿着报纸,上下一了,又一折,折过来的时候,就在报纸上看了看钟。


“年龄悬殊”揭到了 先生的短处,使他陷入了尴尬难堪、无地自容的局面。但他又极力掩饰,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通过人物对话,使先生神情毕现。


参差对照的手法。作者通过对人物性格的剖析,展示出人物心理中交织着的若干差异面。采用参差对照,写出“现代人的虚伪之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素朴。”写人,不但写出人与人的对照。《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佟振保,在外生活圈,他受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束缚,温文尔雅,道貌岸然;在内生活圈,又背弃封建伦常秩序,放纵情欲,玩弄女性。外生活与内生活,犯罪感与快乐感,意识与潜意识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构成了佟振保这个人物性格的复杂性。《金锁记》中的曹七巧,物与欲、人性与兽性的矛盾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正是病态的社会才铸造出了这种畸形性格和变态的人物,我们可以说她的心理变态仍属病态社会中的常态,因为她能“清醒过来”,能知道自身无法逃脱人性异话化的社会带给她的灵魂的裂痕。小说最后一节写她把手镯套到腋下,想着年轻时候的情趣而流泪时,使人触目惊心地感到人性的因素在她身上还有微弱之光。这与小说前半部分对她的性格描写是一个多么强烈的对比。《倾城之恋》中范柳原言与心的对照,如此之多的参差对照手法,在她的小说中俯拾皆是。张爱玲笔下此类变态心理和行为而又不极端的人物。“人们疯狂是疯狂,还是有分寸的。”作者对这些人物形象的塑造,性格的刻画,并不是百人一面,千人一腔,脸谱化,使人物成为某种理念的化身,而是站在较高的思想观察点和审美观察点来审视他们,进行审美创造,表现出人物性格的多元化。正象托尔斯泰所说的“我们写的小说,虽然已不象以往那样笨拙了:大恶棍便是大恶棍,大好人便是大好人。但是,终究还是笨拙得可怕,只会用一色调。”又说:“所有的人,正象我一样,都是黑白相间的花斑马——好坏相间,好好坏坏,亦好亦坏。好的方面决不可能象我希望别人看待我的那样,坏的方面也决不可能在我生气或者被人欺负时看待别人的那样。”


丰富的艺术想象力。张爱玲在她的小说中大量的运用形象的比喻和朦胧的暗示,以唤起读者的“类似联想”。有意识地把对景物的客观描写和自己的主观感情融合在一起,构成独特而深邃的意象,加浓了作品的象征色彩。《金锁记》中写曹七巧对季泽倾吐衷情时的神态:“她睁着眼直勾勾朝前望着,耳朵上的实心小坠子象两只铜钉把她钉在门上——玻璃匣子里蝴蝶的标本,鲜艳而凄怆。”“蝴蝶标本”即使一个独特的意象,它让人想到的不只是曹七巧此时的神态,还有她的整个生活和命运。《金锁记》开头的“年轻人”与“老年人”的比照;“陈旧而迷糊”与“大、圆、白”的比照,启发人们联想,含蓄地写出了怪诞和丑陋的社会给人们心中留下的不同印记。同时渲染出一种黯淡、悲凉、沉郁的氛围,暗示出主人公七巧一生不幸的悲惨命运。结尾又与开头照应,意蕴隽永,令人回味。象这样的描写,在她的小说中随时可见。〈〈倾城之恋〉〉开头写到“胡琴咿咿呀呀拉着,在万盏灯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故事——不问也罢!”结尾处又重复出现,这些句子含蓄地揭示出这种肮脏的社会现实,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两股浊流交汇一起,而正是在这种新旧陈杂的环境中,那些“新派”人物的内心,大都附着封建主义的阴魂,而遗老、遗少在自己的小天地里,醉生梦死,寻欢作乐,扮演着一个个丑陋的角色。作者正是通过观察社会、观察生活,用自己的笔写下了“说不尽的苍凉故事”,给作品涂上了一层黯淡、苍凉、沉郁的色调,揭示时代的特征。


 



 


无庸讳言,张爱玲的作品由于基调苍凉、沉郁,使作品渗透着浓厚的悲观主义色彩。这是因为作者面对日寇的铁蹄正在蹂躏着我国的大片领土,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抗日斗争缺乏认识,看不到光明,因而作品隐约流露出消极思想因素。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颇受弗洛伊德学说的影响,对人的潜意识进行挖掘和探索,拓宽了人物心理的领域,增强了人物描写的真实性,但过多地描写和渲染情欲对人物的支配作用,这不免又走向另一极端。


 


 

孔子重德思想初探

 孔子重德思想初探


 


赵炳庭


 


孔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教育家。在中国璀璨的历史文化宝库中,他的教育思想是最为丰富的,特别是积累的重德思想和经验最为宝贵。因此,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全国人民尤其是青少年中进行传统美德教育,很有必要研究和了解孔子的重德思想。


重视德育,是孔子教育的一大特点,也是孔子主张个人修养的必备条件。孔子的最高道德理想就是“仁”,“仁”是孔子学说的思想核心。孔子认为“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即君子没有吃饭的时间离开仁,顷刻匆忙之际一定不忘记仁,即使流离失所必须与仁同在。“仁”表明了孔子的政治理想。孔子对“君子”的品格非常重视。在《论语》中论到君子就有九十余次。他的教育目的,主要的就是要培养士成为君子。君子的品格如何呢?孔子在《论语·宪问》中回答子路时说“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大概说来,君子的品格可分为两方面:对己能“修己”,对人能“安人”、“安百姓”。要安人必先修己,从事政治的人,自己必先有健全的人格,“知所修身,则知以治人。”这里的“修己”是指人内在的道德修养和情操,是求仁获仁,实现政治纲领的途径;“安百姓”是外在的规范原则,是行仁。“修己”是“安百姓”的前提和基础,“修己”的目的是本着一颗“仁爱”之心去“安百姓”。“安百姓”是“修己”的最终目的。修己之道主要有三:即智、仁、勇。孔子一再地说:“君子道者三: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这就是《中庸》所谓:“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换言之,君子修己的工夫,应注意德、智、体各方面的发展。不过,孔子所最注重的是君子道德方面的修养,尤其是“仁”的修养。由此可知,“仁”在此表明了孔子的政治理想。这种政治理想就是要当政者“修己”、“正己”,加强自身的文化素质和内在情操,修积圣德,实行仁政,广施恩惠,使国家富足,天下太平,以达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那种和谐融洽的礼乐社会。


“仁”是孔子道德的最高境界。在孔子看来,要达到道德的最高境界,必须要经过长期的道德修养过程。《论语·公冶长》中“孟武伯问‘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问。子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带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通过上述的回答,孔子认为子路、冉有、公西华都具备了治国的才干。他一生为了实现仁政理想,虽年逾花甲,仍然周游列国,饱经风霜严寒,雨淋日晒,饥渴劳累,还不时地受到羞辱嘲讽,遭到围困迫害,以至绝粮危及生活,但仍乐观而昂扬,不改变自己的主张。他不仅身体力行,而且以自身的言行、举止、道德情操感化学生。


孔子仁的精髓是“爱人”,含有浓厚的人道主义思想。孔子曾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普遍的仁的主张。为了行仁,宁可牺牲个人的利益。


孔子仁的根本是“孝悌”。“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可见孔子的仁、爱、孝是连在一起的,爱父母为孝,爱兄弟姐妹为悌,夫妻之爱为和,爱朋友为信,爱邻里为睦,推而广之,爱国家爱人民为忠。孝、悌、忠、信,广布人间,即是“天下归人”了。但是,这种高远目标的追求,必须抓住根本,“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志当高远,“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又必须从细微浅近处入手,从身边琐事,日常行为做起。


孔子对个人的主观道德情操是非常重视的。他虽然提倡“文质彬彬”,但是主张“绘事后素”——文饰后于素质。他非常重视“直”,即发自内心真诚的情感;他主张“举直”、“反直”、“以直抱怨”、“直道事人”。他的从事政治和社会活动,乃是“行其义”,其结果的成败是在所不计的,他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他的道德观是偏重于行为的动机、道德的情操,反对追求功利,不重视行为的结果。他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他基本上是动机论的拥护者。


值得注意的是,孔子对于我国民族传统的优良品德,如仁爱、礼貌、勤、俭、诚、信、谦等都非常重视。他个人也是这种优良传统的继承者和发扬者。孔子认为,为政之道要以诚信为先,“足食”“足兵”还在其次。他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倪,小车无辙,其何以行之哉。”不仅在人与人交往上应当诚实守信,“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就是在研究学问方面,也应当以诚信出之,不容有虚假的成分存乎其间。


他一生最恨的就是为人不诚实。他最恨当时为一般人所尊敬的“乡愿”,称他们为“德之贼也”(《阳货》),并且说:“过我门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乡愿乎”(《孟子·尽心下》)。为什么孔子恨他们呢?孟子在这方面作了很多解释。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不诚实,言行不一和假冒伪善。他们“言不顾行,行不顾言”、“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孔子所反对的是“巧言”“令色”“利口”“无信”,他所赞成的是“主忠信”,“讷于言而敏于行”。他自己是心口如一,言行一致的,如果做不出来的事,就宁可不说。他说:“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里仁》)。他教导人应当以仁道待人,他反对对农民残酷的剥削,当他的学生冉求帮助李氏急赋税“聚敛”时,他不但骂冉求不是他的学生,而且号召他的党徒“鸣鼓而攻之”。他是一位富有同情心的道德家,常常是与乐者同乐,与哀者同哀。


孔子对自己有着严格的要求,以身作则,为人师表。他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意思是说,一个人要严格要求自己,不要动辄责备别人。他主张“躬身厚而博责于人。”当他自己说错了话时,便诚恳地、坦率地承认,毫不隐瞒。一次,他回答弟子陈司败(陈国的司寇)巫马期问昭公是否知礼,自己说错了话,立刻在弟子面前坦率地承认:“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这就是他平时对弟子所说的“知错必改”和“过则勿惮改”等话的躬行实践。


所有这些,使孔子在弟子中有着很高的威信和声望,师生关系十分融洽;弟子们对他心悦诚服,视之如日月,敬之如父母。他的这些重德思想在今天仍有值得借鉴的方面。


我们的德育目标是培养高尚的社会主义道德品质,这是迄今为止,人类追求的最高远的道德境界。从根本上说,就是用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武装人民,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觉悟和道德水平,能够自觉抵制非无产阶级思想道德的影响,立志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实现这个目标,也应抓住根本。孔子提倡的“仁爱”,虽然有特定的历史含义和阶级内容,许多观点已不合时宜,但其中也不乏德育思想的精华。如个人品质中的崇尚志向、诚实守信、刚直不阿、重道贵义、自强不息、节俭不奢等;家庭邻里关系中的尊老慈幼、夫妻相敬、兄弟相亲、朋友有信、邻里互助等;职业生活中的尊师重教、讲求信用、救死扶伤等;社会公德中的友善爱人、礼貌谦让、扶弱济困等,所有这些同我们曾提倡过的“五爱”(爱祖国、爱人民、爱科学、爱劳动、爱护公共财物)并不相悖。十年“文革”,林彪、“四人帮”把“爱”说成是资产阶级的东西进行批判,造成人们的思想混乱,道德水准下降,社会风气败坏,这种沉痛的教训是应该吸取的。因此,今天在德育中呼唤“爱”,广布爱心,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可谓当务之急,又是长远之举。


孔子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积累了大量宝贵的德育经验,摸索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规律,提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德育原则和方法。他提出立志乐道、自省自克、身体力行、言行一致、改过迁善,“听其言而观其行”等一系列的德育原则,并提出以身作则、树立榜样、师友观摩、奖惩有则等多种德育方法。认为不论是为政者还是从政者,其行为的表率作用至关重要。他说:“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若“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因此,只要为师者“身正”,则又有“何言哉”,否则,“则为之也难”。同时,孔子要求为师(政)者,凡事多从自身找原因,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多作自我批评,应“求诸己,不求诸人。”孔子不仅严以律己,他还经常教育弟子改过迁善,他认为“人皆有过”,只要“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孔子还注重培养弟子的调查研究方法。认为了解一个人的品德要“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为政》)就是说,了解一个人要观察他交什么样的朋友,观察他达到目的的方式方法,观察他安于什么,不安于什么,这样的研究调查方法是很周密的。


以上列举的这些原则和方法,即使在今天仍有可资借鉴之处,为我们的德育工作者和社会工作者带来了许多有益的启示。


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在孔子的重德思想中既有不少糟粕,也有从丰富的教育实践中总结概括出来的精华,可以说瑕瑜互见,良莠混杂,需要我们“运用脑髓,放出眼光”,加以扬弃和筛选。既不能给孔子的重德思想的全部,冠之以“陈腐、僵化、封建残余”,采取弃之的态度;也不可一味美化,盲目崇拜。如果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能批判地继承孔子重德思想的精华,弘扬我们民族的优秀伦理道德,使之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相接轨,乃是当前我国德育工作的必不可少的内容。(注:凡文中引文未注明出处者概出自《论语》一书,不再另注。)

《祝福》中的民俗

 


 


《祝福》中的民俗


 


赵炳庭


 


  (一)送灶


 


在汉族中,解放前家家都供有灶神。祭送灶神的习俗由来已久,是古代祀礼之一。《礼记月令》:“孟夏之月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祀灶。”《淮南子汜训论》:“故炎帝于火而死为灶”。我国民间至今以每年腊月二十三为灶神升天“奏事”之日,由它向玉皇大帝禀报人间善恶。为了使灶君向天帝多说好话,这天家家都要供奉祭灶果,备好纸马,祭灶仪式结束,从灶后揭下神像连同纸马一同焚化,说是送灶君上天。到了除夕,再将灶神接回,在灶后灶神像两边贴上对联:


上天言好事


下界降吉祥


 


(二)拜天地


 


我国古代婚礼之一。新郎新娘拜天地是最为隆重的礼节。有的地方,除了拜天地,还要“拜花烛”、“拜镜台”。上古新妇还要到男方家庙,没有家庙就虚设列祖列宗灵位参拜。因为新娘这个外姓人已成为男性家族中的一个成员,就得拜告早已离世的列祖列宗,得到他们的承认,这是婚姻“合两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涵义的具体体现的开始,这叫“拜堂”。拜了祖宗之后,夫妇还要互拜,表示互敬互爱,白头偕老;拜族内尊长和分大小,表示长幼有别,大小有序。《祝福》中祥林嫂死了丈夫,按照婆家的境况和农村的惯例,她势必要被卖掉,换取一笔钱来给小叔作聘礼。对这面临的厄运,祥林嫂无疑是看清楚了的。她的出逃是为了获得人身自由,是为了摆脱这千百万农村妇女所无法摆脱的命运。后来被卖改嫁,“闹”得“真出格”。不仅“一路只是嚎,骂”,而且在拜天地时,一头撞在香案角上,头上碰了一个大窟窿,鲜血直流,她的“嚎”是为自己悲惨命运而嚎,“嚎”得悲痛,“骂”是骂那些把她当作牲畜一样捆卖的人们,“骂”中体现着强烈的愤恨,“撞                 更是猛烈的反抗,是当时她能用以反抗的唯一手段,她的撞香案,实际上是出逃这一激烈反抗行动的继续。


(三)祝福


 


   “过年”是我国劳动人民的传统节日。“年”字在甲骨文中的写法,上半部从“禾”,下半部从“人”,像是人拿谷穗的样子。《说文》释:年,谷熟也。《尔雅》曰:“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年者,取禾一熟也。”就是说,年的本意是禾谷一年一熟之意。另外,商时以“年”为“祀”,又表明“年”与每年一次的祭祀有关。“夏曰岁”,甲骨文中的“岁”,像是用斧子砍断人的脚,用作牲祭的情状。总之,“年”与“岁”同含有一年一祭之意。庄稼一年一熟,用祭祀的方式,庆贺丰年,并祈祷来年丰收,这是“年”的原始意义。旧社会江南一带农村过年时,还要举行年终大典——祝福。阔人家操办“福礼”,供于祖先和天神的牌位之前,点上香烛,意在祈求保佑。祝福本身就是旧社会最富有特色的封建迷信活动,所以在祝福时封建宗法思想和反动理学观念也表现得最为强烈,在鲁四老爷不准“败坏风俗”的祥林嫂沾手的告诫下,祥林嫂失去了祝福的权利。她为了求取这点权利,用“历来积存的工钱”,捐了一条赎“罪”的门槛,但所得到的仍是“你放着罢,祥林嫂!”这样一句喝令,就粉碎了她生前免于侮辱,死后免于痛苦的愿望,她的一切挣扎的希望都在这一声喝令中破灭了。就这样,鲁四老爷在祝福时刻凭着封建宗法思想和封建礼教的淫威,把祥林嫂一步步逼上死亡的道路。


鲁迅先生善于将自己作品置于民俗文化的背景之上,用它作为作品的题材,挖掘出无比深广的社会内容。不难看出,这种具有浓厚的封建迷信思想等遗风习俗,对造成祥林嫂悲惨的命运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小说《祝福》正是通过这种积久成习的封建文化背景、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活动,揭示出祥林嫂悲剧的社会根源,预示了祥林嫂悲剧的必然性。